将人性的根源追溯于天，无疑是对孔子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的观点与思维方式的发挥。
就道儒关系而言，隋唐道教基本沿着道教自创立以来吸收儒家伦理纲常的思路继续发展。儒学官学地位的确立对佛教的发展实际上又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有学者称从三教鼎立佛教为首，到三教融合儒教为主，是唐宋哲学发展的总脉络[1](p.2)，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对隋唐思想学术特点的一种看法。隋末又有大儒王通出现，王通志在提出一个成系统的区别于传统经学的新经学，在解经方法上也转向注重内在义理，其三教合一的提倡，显示出其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开始正面回应佛、道的挑战并融会佛、道以求自新的努力。隋唐道教发展的基本态势，一方面表现在其内部上清派、楼观派、正一派、灵宝派等不同派别在相互融合中进一步推进了道教教义学说和仪轨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其外部与儒佛、特别是与佛教在教理教义的不同层面展开冲突和争论中深化了理论。正使智犹身子，辩若满愿，穷才极虑，莫窥其畔。但帝王对待三教具体态度的不同，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所表现出的民族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等与隋唐思想学术所表现出的精神特征也是非常相吻合的。在韩愈的《原人》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到他对天地人之道（理）的探讨，并力图从这种统一的道（理）中来观照人与天地。在这个讲法中，《论语》之论被解释为辑而论纂，语是孔子和他弟子讲的那些话。
何晏《论语集解》序文里说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5]，就是说不仅它多了两篇，而且前二十篇里面的字句往往比《鲁论语》要多，即它前二十篇的题名和《鲁论语》是一样的，但是文句、字数多少还是有所不同的。第一个是《鲁论语》，《汉书·艺文志》著录《鲁论语》二十篇。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 一本之所以万殊也。……语者，论难答述之谓也。
不仅它在分章上多了一篇，而且在《古论语》每篇的次序与《鲁论语》《齐论语》也有所不同，后来南北朝的皇侃说《古论语》以《乡党》为第二，以《雍也》为第三[6]，而我们现在的传本是《为政》第二，《八佾》第三，故可以说《古论语》的篇次与《鲁论语》《齐论语》也有所不同。因为到了汉代，包括曹魏的人都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作，当然就拿它来跟《论语》来比照解释。
清朝乾嘉时代的崔述最早致力于古史的辨伪。他认为《古论》的篇章是倒错的，《鲁论》的篇章还是比较正确的。[27]《论语集注·子罕第九》，《全书》第6册，第144页。三、《论语》的单注本 西汉孔安国对《古论语》已经做了训解，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论语》注解本。
朱子兼顾训诂，但是还是以义理解经为主，而他的义理解释，如果我们看道学的解经史，他在思想上既继承了二程，又和二程在解释方法上有所区别。最后谈一下，孔子思想的核心到底是什么？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一位著名哲学家名叫赫伯特·芬格莱特，他不是个汉学家，但是在汉学方面他也做了一点努力，写了一本书《孔子·即凡而圣》，这本书的封面上写了一个礼字。既有三本，而篇章亦异，《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篇内倒错不可具说。事实上，这样一种趋向在董仲舒那个时代也已经表达出来了，因为董仲舒把孔子和五经并列为独尊的地位，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如在《礼记·坊记》说：《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为了整体地了解汉晋南北朝的这些《论语》注本，我们来看看何晏和皇侃的详细叙述，也可以了解何晏、皇侃集解的特色。
这种类型的诠释学，它就认为由于时间的距离和语言的变化差别，过去文本的意义对于我们就变得陌生，所以我们需要把陌生的文本、语言换成了我们现在所能了解的的语言，从而把这种陌生的的意义转变为熟悉的意义。[12]这个解释与老庄没有关系，他是用《系辞》来解释，所以这个解释并不是玄学、道家之言。
[34]《全书》第24册文集卷七十五，第3631页。他引用了王弼的许多话，比如举本统末，这都是玄学的思想。皇侃自序下面几点也要注意： 第一，西汉《论语》学教授的重点对象是王侯。其实关于郑氏注的底本，我们应该还是从何晏之说。西汉的扬雄就曾说过：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汉书·扬雄传》），《论语》的地位很明显是非常高的。在崔述那个时代已经开始了若干这样的工作，他的《洙泗考信录》应该说是对《论语》的辨伪研究，主要就是对《论语》里面的篇章提出了一些质疑。
朱子还指出，一贯的人生境界和天地之化是一致的，因为天地万物也是具有这种万殊和一贯的这种关系。事实上，我们看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它的目的并不是主张对《圣经》《论语》的文本注解，而是把它变成哲学的发挥，主张要对经典的基本观念做适应时代的发挥和应用。
比如他认为，我们今天看到《论语》并不是孔门传下的《论语》的原本，也不是汉代鲁国传下的《鲁论语》的旧本，他认为这里面已经出现了篡乱和续补，就是说篇章可能乱了，次序颠倒了。训说、训解都是注释类的著作。
《论语义疏》的序言也是很详细的。朱子的《论语集注》是道学体系以理为中心的义理体系来贯穿对《论语》的解释。
《论语》和孔子的地位，应该说在先秦已经被各家所称述。与此对照的就是文本的义理学的诠释，义理学的诠释对应的不是文字，而是意义和精神，所以它的取向不是语文的历史，而是哲学的思想。《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章句颇多于鲁论，所有讲汉代《论语》的情况都依据于这句话。颇为改易这个词说明了何晏等人按照他们自己的立场来集解《论语》的注释，而不是完全地照录旧注，所以南朝的皇侃在解释这四个字的时候，他说：若先儒注非何意所安者，则何遍为改易，下已意也。
（作者按：讲集解，即集诸家解） （光禄大夫关内侯臣孙邕、光禄大夫臣郑冲、散骑常侍中领军安乡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书驸马都尉关内侯臣何晏等上。后来《隋书·经籍志》著录了郑注《论语》十卷，又说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
（作者按：以上讲义解，即义说训解） 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这种应用型的诠释学，它是旨在把经典文献里面已知的意义，应用于我们要解决的具体现实的问题上。
这首先开始于二程，然后二程的门人后学做了很多的努力，最后朱熹集大成。《张侯论》也是以《鲁论》为本，郑注本以《鲁论》为本，据后人研究，它的读音参考了《齐论》《古论》，也有学者认为它的读音主要是以《齐论》《古论》为依据，但也保留了《鲁》读数十条。
这样就用理学的理一分殊的思想对一贯之道进行了诠释。《论语精义》后来又更名为《论语集义》，对九家之说做了进一步的补充。据说里面有鲁论的文字，一般认为，定州的《论语》与许慎所见到的古文《论语》（鲁壁里面发现的古文的《论语》）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不是古文的《论语》，它与汉代有重大影响的《张侯论》也存在着相当多的差异，应当属于今文《鲁论》的系统。比如，前十篇可以是七十子辑订的《论语》，后十篇是七十子的后学把他们所收集的资料继续加入到了《论语》之中，这些材料虽然是属于续补，但是内容还可以是真实的，所以就不能用辨伪这个概念模糊了内容的真实性。
（《汉书·董仲舒传》）到了唐代，由于宗老子，所以《论语》没有列入九经。邢《疏》里面也引用了大量的各家的说法，但专属于他的部分叫做正义。
他说如果在道德实践上能够随事精察，那只表明在应用上不错，但还没有达到体一的最高境界，即只完成了具体，还没有达到一贯。寻当昔撰录之时，岂有三本之别，将是编简缺落，口传不同耳。
[10]可见，近代的一些学问大家也是非常关注出土文献里面的一些《论语》文本。包氏、周氏依据张侯论写了《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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